截然不同。
偶尔有货时，标准的外科口罩被严格限量供应，价格虽高，但至少明码标价。
而更高级的、据说来是加厚棉纱口罩，则只出现在某些隐秘的交际圈和圣安娜医院内部，那是有钱也未必能弄到的“硬通货”。
黑市上，口罩的价格已经疯了。
用过的口罩被不知名的人回收、简单处理，然后重新包装流入市场。
更多的人，像玛丽亚太太一样，开始用旧床单、窗帘，甚至内衣，自己缝制简陋的口罩，尽管它们的效果微乎其微。
行走在平民区的街道上，可以看到形形色色的口罩：脏兮兮的布条、磨得发毛的围巾、甚至有人直接把衣领拉高捂住口鼻。
每一次呼吸，都充满了不确定的危险。
而在林荫道和高级咖啡馆外，偶尔走过的绅士淑女脸上，那洁白的、规整的口罩，成了身份与安全最直观的象征。
药店里，装酒精的棕色玻璃瓶早已不见踪影。
取而代之的是各种来路不明的消毒液，装在五花八门的瓶子里，颜色从透明到浑浊的黄色都有，气味刺鼻，效果无人保证。
价格更是高得离谱，一小瓶就足以让一个工人家庭踌躇半天。
“用醋！用肥皂！使劲擦！”
成了社区里口口相传的无奈之举。
但对于那种通过空气传播的恐惧，醋和肥皂显得如此无力。
而在圣安娜医院的后院，以及卡洛斯伯爵秘密租赁的那些仓库里，成千上万升的标准医用酒精被静静地储存着。
它们被严格管控，只用于医院的消毒和极少数特权阶层的供应。
这些透明的液体，在知情者眼中，其价值已远超同等体积的葡萄酒。
平民的家里，气味变得复杂而令人沮丧——病患的汗味、煎药的苦涩、廉价消毒水的刺鼻，以及若有若无的、属于死亡的气息。
而在那些高墙之内，酒精的气味则纯粹、浓烈，带着一种近乎奢侈的安全感。
位于市中心的区市政厅，往日里挤满了办理手续、缴纳费用、争吵抱怨的市民。
如今，大厅内空旷得能听见自己的脚步声回响。
大多数窗口紧闭，仅存的几个开放窗口后，办事员戴着五花八门的口罩，眼神躲闪，动作迟缓，对前来询问隔离政策或求助的市民，只能给出千篇一律的回答：
“上报了，在等通知。”
“我们也没有办法。”
真正的崩溃始于死亡登记和殡葬服务的彻底瘫痪。
起初，市政部门还能勉强维持每日的死亡统计和尸体清运。
但随着死亡人数呈指数级增长，负责此事的办公室电话再也无人接听。
工作人员要么病倒，要么因恐惧而拒绝上班。
开具死亡证明成了奢望，正规的殡仪馆早已不堪重负，继而关门。
尸体开始积压。
在医院停尸房爆满后，在家中，在贫民窟通窄的房间里，尸体无法得到及时处理。
起初是几天，后来是一个星期。
一种难以形容的气味开始从一些紧闭的门窗后隐隐飘出，与空气中弥漫的消毒水味混合，形成一种令人作呕的、属于死亡和绝望的协奏曲。
市政派出的运尸车越来越少，最后彻底消失。
人们只能求助黑帮控制的、索要天价的私人服务，或者，在夜深人静时，自己将亲人的遗体运到郊外草草掩埋。
街面上的警察肉眼可见地减少了。
他们不再是秩序的维护者，也成了被疾病狩猎的对象。
剩下的警察被命令优先保障核心区域和重要人物的安全，对于平民区越来越多的混乱——抢劫空置的店铺、为争夺药品或食物而发生的斗殴——他们大多选择了视而不见。
那身曾代表权威的蓝色制服，如今更多地出现在封锁疫情严重街区的警戒线后，他们的存在，从保护变成了隔离和放弃的象征。
垃圾清运车不再出现在大多数社区。
垃圾堆积在街角，腐烂变质，引来成群的苍蝇，进一步加剧了卫生危机。
公共服务的热线电话永远处于忙音状态。
曾经定期巡查的卫生官员踪迹全无。
城市的脉搏——供水、供电虽然尚未中断，但维护人员的大量缺勤，使得任何一点小故障都可能演变成压垮特定区域的最后一根稻草。
基层政府的崩溃是无声的。
没有宣言，没有公告，它只是简单地停止了运作。
办公室里的文件积满灰尘，电话铃声在空房间里徒劳地回响。
对于马德里的普通市民而言，这种崩溃意味着他们被彻底抛下了。
不再有可以求助的官方机构，不再有维持基本秩序的力量，不再有对生命最后尊严的保障。
他们被困在了自己的家里、病房里、或者街头，独自面对病毒的獠牙，以及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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